芥川龙之介是位相当复杂，一言难尽的作家，既阴郁，又激烈，既是日本文学的正宗，又是日本文学的异端。从前我写文章称谷崎润一郎是“二十世纪最具日本文学特色的日本作家”，换个说法，芥川龙之介则是“日
芥川被传记作家说成“神经脆弱到连门前有人咳嗽都会大吃一惊”的人，这很像是形容卡夫卡的话。如果要在日本找个可以与西方的卡夫卡相对应的人，那么就是芥川龙之介了。在思想上，二人亦不无相通之处。譬如他说：“所谓危险思想，乃是企图将常识付诸实施的思想。”（《侏儒警语》）“我和正宗一样，坚信任何社会组织都无法拯救我们人类的苦难。”《文艺的，过于文艺的》）如果对历史和社会的实质缺乏明断，恐怕写不出这样的话。
然而在芥川笔下，清醒深切之见并非处处皆是，多半显得更琐屑，更混乱，更痛楚。卡夫卡置身于人生之中而又升华于人生之上，芥川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超出具体人生，最终普普通通的人生把他给压倒了。这里并不分高下，西方人与日本人思维方式毕竟有所不同。或者说，西方人思考，而日本人感受。在《暗中问答》中，芥川让“一个声音”针对“我”说：“你这个人没有思想。偶然有的也只是充满矛盾的思想。”正道着这一根本区别。同样体验一己人生，芥川是个人，卡夫卡是个人兼哲学家。不光芥川，日本作家谈及历史、社会和人生，几乎一概如此；他们写的是当下体验，不是结论；我们不应以“深刻”而应以“深厚”求之。前引芥川文字，形容起来只能说没有活到那个份儿，也就没有那种感受。
芥川曾经访问中国，并且写了《中国游记》等。胡适曾经与他见面，但是不知为什么，在芥川的《北京日记抄》却未提及。倒是在《胡适的日记》里，可以找到一点材料。如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：“便道到扶桑馆访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，他已出门了。芥川是一个新派小说家，他的短篇小说，周作人先生兄弟曾译过几篇。前几天，周豫才先生译的《罗生门》，也是他的。”六月二十五日：“今天上午，芥川龙之介先生来谈。他自言今年三十一岁，为日本今日最少年的文人之一。他的相貌颇似中国人，今天穿着中国衣服，更像中国人了。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气，谈吐（用英文）也很有理解。”六月二十七日：“八时，到扶桑馆，芥川先生请我吃饭。同坐的有惺农和三四个日本新闻界中人。这是我第一次用日本式吃日本饭，做了那些脱鞋盘膝席地而坐的仪式，倒也别致。”胡适记载了芥川关于改革中国旧戏园的一番建议后，又写道：“芥川要用口语译我的诗。他说中国诗尚未受法国新诗的影响，此言甚是。芥川又说，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，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的多，他很羡慕。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，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，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。芥川说，他曾编一篇小说，写古代一个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驮在背上，这书竟不能出版。”芥川来北京时，周作人正在西山养病；他也没有见到鲁迅。
芥川早有作品译为中文出版；最早的中译者是鲁迅，所译《鼻子》、《罗生门》，收入周作人编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，一九二三年六月出版。最近五卷本的《芥川龙之介全集》面世，给我们以充分了解这位世不二出的日本“鬼才”的机会。芥川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小说，但是随笔和书信对于揭示他的内心世界也很重要；从这一点上来说，他也很像卡夫卡。如果说这部《全集》还有什么不够完美之处，其一，每卷均达七八百页，阅读不便，不如多分几册更好；其二，有些译法不很统一，譬如《文艺的，过于文艺的》与《续文艺的，太文艺的》，《西方之人》与《续西方的人》；其三，则如主编之一在《总序》中所说：“其中《掉头的故事》一篇内容欠妥，故本书未收入。”是否“欠妥”，读者自能辨别，不劳他人代为决定。
*《芥川龙之介全集》（共五卷），高慧勤、魏大海主编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，定价180.00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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